“饭醉”一词与“犯罪”同音，也有“饱饭+醉酒”之意，是网民对于同城聚餐行为的一种戏称。
2010年开始，中国的公民行动出现了线下组织的新形式，许多城市出现了弱组织化的同城聚餐行动，网民自发使用推特、Google+、微博、微信、QQ群等社交工具进行联络，并互相约定以相对固定的时间举行。参与聚餐活动的网民除了线下结识之外，也深度探讨社会、民生等问题，积极交流个人看法，话题与组织形式不限。个别参加聚餐人士甚至还引入了“罗伯特议事规则”以保证讨论的有序、高效，称得上是“以民主的方法来吃饭”。
《华尔街日报 | 中国活动人士“同城饭醉”令北京不安》
由于“同城聚餐”这种方式加入门槛低，法律风险小，可轻松实现同城公民力量的汇集，因此它在短时间之内发展迅速。至2013年末，类似的活动已在全国几十个城市累计举办有数百起，还出现了茶叙、快闪、举牌等新的模式。不少参与者深知聚餐活动会受到当局的警惕乃至监视，取“犯罪”的谐音将聚餐调侃为“饭醉”，同时也有着调戏当局之意。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，“同城饭醉”虽不违法（例如难被“非法集会”定性），但已经进入了当局视野，游走于具有一定行动风险的灰色地带。同期，还有“饭醉团伙”、“饭醉分子”、“饭醉行为”、“饭醉现场”、“饭醉集团”、“饭醉合影”等词流行。
至于“同城饭醉”活动的起源，有说法称自2003年开始，就有此类活动的出现，如北京的“关天网友半月谈”。2010年4月，知名艺术家艾未未在杭州组织了200多人参与的推友聚会。11月，艾未未又在即将被强拆的上海工作室举办了一场“河蟹盛宴”。类似这样的草泥马盛宴还诞生了“非法吃喝”一词，因为不断有参与“饭醉”的推友受到了警方的监控和骚扰。
之后，这样的公民聚餐活动以多点开花的形式在全国各地延续了下去，后续“新公民运动”、“公民同城推广团队”等组织对“同城饭醉”活动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。虽然“同城饭醉”是一种没有组织的组织，但它仍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公民的召集、参与、对话、合作，也让人们看到了加速民间组织化的可能性。
2011年初“茉莉花革命”爆发后，中共将防范和抵御“颜色革命”作为了一项重要政治任务。在“同城饭醉”活动逐渐形成声势并产生较大影响后，中共开始对各地出现“饭醉”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压，一些成规模的饭醉活动被强行取缔，众多参与者遭到警方骚扰、威胁。许志永、王功权、丁家喜等公民运动召集人先后遭刑拘，被官方扣以“非法集会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公共秩序”的罪名。
在官方多轮的打击之下，“同城饭醉”活动基本从公共领域绝迹，“吃饭改变中国”的改良愿景随之破灭，“饭醉分子”们从“大团体”又再度回到了彼此的“小圈子”。在此过程中也有不少人开始对“和平转型”的道路感到绝望，整个社会也在“围观时代”时代之后陷入一个更加原子化、丛林化的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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